《择官第七》与前面的《任贤第三》《求谏第四》《纳谏第五》等篇都强调帝王在用人方面要任人唯贤，要任用敢于谏诤的贤臣，只不过强调的重点各有侧重而已。《择官第七》在于进一步阐述“致安之本，惟在得人”的思想和具体办法。“公为仆射，当助朕忧劳，广开耳目，求访贤哲。”假如“读符牒不暇，安能助朕求贤哉？”便体现了唐太宗这一指导思想。为了实施这一原则，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工作都交给左右丞，以掌握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选拔和管理。他承认：“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，外刺史、县令，遂轻其选。所以百姓未安，殆由于此。”他认为“朕居深宫之中，视听不能及远，所秀者惟都督、刺史，此辈实治乱所系，尤须得人”，所以选用官员要讲求质量，务求称职。而在人才问题上，“乱世惟求其才，不顾其行。太平之时，必须才行具兼，始可任用”，太宗与魏徵一致认为“何代无贤，但患遗而不知耳”。

贞观元年，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，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，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，并为第一等，食邑实封一千三百户。皇从父淮安王神通上言：“义旗初起，臣率兵先至，今玄龄等刀笔之人，功居第一，臣窃不服。”太宗曰：“国家大事，惟赏与罚。赏当其劳，无功者自退；罚当其罪，为恶者咸惧。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。今计勋行赏，玄龄等有筹谋帷幄、画定社稷之功，所以汉之萧何，虽无汗马，指踪推毂，故得功居第一。叔父于国至亲，诚无爱惜，但以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矣。”由是诸功臣自相谓曰：“陛下以至公，赏不私其亲，吾属何可妄诉。”初，高祖举宗正籍，弟侄、再从、三从孩童已上封王者数十人。至是，太宗谓群臣曰：“自两汉已降，惟封子及兄弟，其疏远者，非有大功，如汉之贾、泽，并不得受封。若一切封王，多给力役，乃至劳苦万姓，以养己之亲属。”于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间无功者，皆降为县公。

贞观元年，唐太宗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、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，官品都列为第一等，享受一千三百户的俸禄。唐太宗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上奏道：“在太原初举义旗时，我便带兵首先赶来响应，如今房玄龄等都是舞文弄墨之人，却功居第一等，我私下不服。”唐太宗说：“国家大事，只在赏罚。所赏的人和他的功劳相当，无功的人自然应该退避不争；所罚的人和他恶行相当，做坏事时人们才会感到畏惧。可知赏罚不能轻率施行。如今论功行赏，房玄龄等有运筹帷幄、策划安定社稷的功勋。他们像汉代的萧何一样，虽没有汗马战功，但能制订策略、推荐贤能，所以应该功居第一。叔父是国家至亲，要封赏我当然无所吝惜，但不能因为亲私关系就随意与功勋大臣同样封赏！”因此，功臣们相互交流称赞说：“陛下极端公平，封赏不偏袒亲属，我们怎可以胡乱申诉猜疑呢？”当初，唐高祖根据宗正所管的宗室名册，共封了几十个王。唐太宗对臣下们说：“从两汉以来，只封儿子和兄弟，宗室中疏远的，除非有大功，如汉代的刘贾、刘泽那样，否则一律不得受封。如果所有的宗室都封王，就会劳苦万民。”于是他把郡王的宗室中没有功劳的都降封为县公。

贞观十一年，太宗以周封子弟，八百余年，秦罢诸侯，二世而灭，吕后欲危刘氏，终赖宗室获安，封建亲贤，当是子孙长久之道。乃定制，以子弟荆州都督荆王元景、安州都督吴王恪等二十一人，又以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、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一十四人，并为世袭刺史。礼部侍郎李百药奏论驳世封事曰为臣闻经国庇民，王者之常制；尊主安上，人情之大方。思闻治定之规，以弘长世之业，万古不易，百虑同归。然命历有赊促之殊，邦家有治乱之异，遐观载籍，论之详矣。咸云周过其数，秦不及期，存亡之理，在于郡国。周氏以鉴夏、殷之长久，遵皇王之并建，维城磐石，深根固本，虽王纲弛废，而枝干相持，故使逆节不生，宗祀不绝。秦氏背师古之训，弃先王之道，践华恃险，罢侯置守，子弟无尺土之邑，兆庶罕共治之忧，故一夫号呼而七庙隳圯。

贞观十一年，唐太宗认为周朝实行分封诸侯的制度，江山经历了八百余年，秦朝废除了分封制，经历两代就灭亡了。汉代吕后想纂夺汉室天下，最后靠刘姓宗室的力量获得安定，分封子弟、亲近贤臣，应该是子孙保全江山的最好办法。于是他定下制度，分封子弟荆王元景、吴王恪等二十一人为都督，分封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十四人为刺史，并且世袭爵位。礼部侍郎李百药向唐太宗上奏章，反对世袭制与封建制。奏章上说为我听说管理国家爱护百姓，是为王者的一贯做法。尊重皇上，使皇上无忧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想通过制定规章制度使国家长治久安，这是自古以来都很难做到的事情，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同归一途。然而，人的命运有好坏的差别，国家有治与乱的不同，认真考察历代典籍，这个问题讲述得很详细。人们都说周朝的统治超过了他的命数，秦的统治还没到他应该享有的期限，国家存亡的原因，取决于郡国制度的好坏。周朝借鉴夏、商两朝统治长久的经验，遵循前代的统治方法，加强统治力量，注意保全根本，即使王道废弛，但各个朝代统治祭祀没有断绝。秦朝违背古先王的遗训，舍弃先王的统治方法，倚仗天险，废除诸侯，只设置郡守。结果子孙没有一寸土地的封邑，百姓难与之共处，所以陈涉一起兵造反，秦朝就迅速灭亡了。

臣以为自古皇王，君临宇内，莫不受命上玄，册名帝录，缔构遇兴王之运，殷忧属启圣之期。虽魏武携养之资，汉高徒役之贱，非止意有觊觎，推之亦不能去也。若其狱讼不归，菁华已竭，虽帝尧之光被四表，大舜之上齐七政，非止情存揖让，守之亦不可焉。以放勋、重华之德，尚不能克昌厥后，是知祚之长短，必在于天时，政或兴衰，有关于人事。隆周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虽沦胥之道斯极，而文、武之器尚存，斯龟鼎之祚，已悬定于杳冥也。至使南征不返，东迁避逼，禋祀阙如，郊畿不守，此乃陵夷之渐，有累于封建焉。暴秦运距闰余，数终百六，受命之主，德异禹、汤，继世之君，才非启、诵，借使李斯、王绾之辈盛开四履，将闾、子婴之徒俱启千乘，岂能逆帝子之勃兴，抗龙颜之基命者也！

我认为，自古以来，帝王统领天下，没有哪一个不是受命于天的。建邦立国是天命转移的缘故，心忧百姓是圣明帝王的高贵品德。即使是资质像曹操这样的养子，身份像汉高祖那样的役徒，他们也不是有意偷窥夺取天下，而是推也推不掉的。若时运过去，即使像尧、舜这样的皇帝，有放勋、重化这样的德行，他们也守不住基业，也不能永保国家兴隆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帝王在位的长短，在于天时，政治的兴衰，关键在于人事。周代的统治卜算起来，已经历三十余代七百多年，虽然历经浮沉兴衰，但周代开国的宏大气象还存在，这些通过卜筮所展示的祥瑞的法果，早已在冥冥之中注定了。至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祸患，那是由于国运渐衰，灭亡的日子快到了的缘故，与当时的分封没有太大关系。暴秦的运数，算起来有一百六十多年，是受命于天的君主，他的才德与禹、汤相去甚远，后来的继承者，才能也远远比不上启、诵。即使李斯、王绾之类的人才四处都是，将闾、子婴之类的人拥有千乘之众，也不能阻止新帝王的出现。

然则得失成败，各有由焉。而著述之家，多守常辙，莫不情忘今古，理蔽浇淳，欲以百王之季，行三代之法，天下五服之内，尽封诸侯，王畿千里之间，俱为采地。是则以结绳之化行虞、夏之朝，用象刑之典治刘、曹之末，纪纲弛紊，断可知焉。锲船求剑，未见其可；胶柱成文，弥多所惑。徒知问鼎请隧，有惧霸王之师；白马素车，无复藩维之援。不悟望夷之衅，未堪羿、浞之灾；既罹高贵之殃，宁异申、缯之酷。此乃钦明昏乱，自革安危，固非守宰公侯，以成兴废。且数世之后，王室浸微，始自藩屏，化为仇敌。家殊俗，国异政，强陵弱，众暴寡，疆场彼此，干戈侵伐。狐骀之役，女子尽髽；崤陵之师，只轮不反。斯盖略举一隅，其余不可胜数。陆士衡方规规然云：“嗣王委其九鼎，凶族据其天邑，天下晏然，以治待乱。”何斯言之谬也！而设官分职，任贤使能，以循良之才，膺共治之寄，刺举分竹，何世无人。至使地或呈祥，天不爱宝，民称父母，政比神明。曹元首方区区然称：“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，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。”岂容以为侯伯则同其安危，任之牧宰则殊其忧乐？何斯言之妄也！

虽然这样，事情的得失成败，也都有一定的道理。而一些记录叙述成败的人，一个个墨守成规，都想用古代的规章制度来统领当时的天下。他们想在众多朝代之后实行夏商周三代的方法，将天下五服以内的土地分封给诸侯，千里之畿封成采地。时代在变迁，岂能用上古结绳记事的办法来统治教化虞、夏时的百姓，用象刑之典的办法来治理汉、魏的人民？必定会造成纪纲松弛、社会混乱。刻舟求剑，难见其功；胶柱鼓瑟，返本求来。邦国之兴，唯在德行，不在兵力；秦二世白马素车而投降，是因为没有支持他的力量。不明真相，乱杀忠臣，就势必经受不起国家叛乱的灾害。既然遇上魏明帝那样的灾祸，这又与周幽王遇到的灾祸有什么不同？这些都是君王昏庸造成的，是自己将自己弄得朝不保夕，并不是大臣把国家搞得兴亡不定。而且几代之后，统治力量逐渐衰弱，臣子们钩心斗角，成为仇敌。因此国家风俗败坏，国政动荡，以强欺弱，以多欺少，国势虚微，战乱征伐。狐骀、崤陵之战，你厮我杀，残暴异常。这只是举出一部分例子，其后的战争多不胜举。陆机在一个治国的策略中说：“帝王放弃象征皇权的九鼎，野心勃勃的皇族占据天险，这是国将易主的征兆。”他的话多么荒谬啊！而设立官位，分封职务，任用贤能，使其各自发挥所能，并采纳他们的良谏，后将这些有才之士运用到治理国家的位子上，接着便向各地郡县推广，还怕找不到贤良之人吗？魏代曹元自坚守区区小地，却说：“与别人同乐的人，别人定会分担他的忧愁，与别人同安的人，别人一定会解除他的危难。”怎么可以说同宗族就可以共安危，任其宰割就不是同生共死呢？这是多么荒唐啊！

封君列国，藉其门资，忘其先业之艰难，轻其自然之崇贵，莫不世增淫虐，代益骄侈。离宫别馆，切汉凌云，或刑人力而将尽，或召诸侯而共落。陈灵则君臣悖礼，共侮征舒；卫宣则父子聚麀，终诛寿、朔。乃云为己思治，岂若是乎？内外群官，选自朝廷，擢士庶以任之，澄水镜以鉴之，年劳优其阶品，考绩明其黜陟。进取事切，砥砺情深，或俸禄不入私门，妻子不之官舍。班条之贵，食不举火；剖符之重，居惟饮水。南阳太守，弊布裹身；莱芜县长，凝尘生甑。专云为利图物，何其爽欤！总而言之，爵非世及，用贤之路斯广；民无定主，附下之情不固。此乃愚智所辨，安可惑哉？至如灭国弑君，乱常干纪，春秋二百年间，略无宁岁。次睢咸秩，遂用玉帛之君；鲁道有荡，每等衣裳之会。纵使西汉哀、平之际，东汉桓、灵之时，下吏淫暴，必不至此。为政之理，可以一言蔽焉。

被封的皇亲国戚，无不凭借门第，忘掉祖先创业的艰辛，轻视自己所得，日益骄奢淫逸。他们修筑别馆，驱使民力为其效劳，聚集其他诸侯吃喝玩乐。夏朝大臣陈灵违背君臣之礼，常常侮辱皇子征舒。卫宣公听信妃子宣姜谗言，最终先后诛杀了寿、朔两位太子。如果真的是为自己的江山社稷打算，谁会这样做呢？朝廷百官，都是经过选拔的，他们的政绩，应该通过审核才能决定。对于要处理的事情认真思考，仔细揣摩，不是自己应得的俸禄不要带进家门，不让妻子参与官场之事。后汉羊续做南阳太守，常常破衣粗食；后汉范丹做莱芜县县令，家贫如洗。只知道牟取私利财物，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？总之，爵位并非都要世袭，选取贤才的途径很多。百姓之所以没有固定的君主，是因为君主爱抚百姓的心并非永远不变。这便是辨别愚钝与聪慧的尺度，怎能被迷惑呢？历史上杀主灭国、扰乱纲常的事比比皆是，春秋二百多年，没有一天安宁。《左传》中记载，宋襄公想用次雎之社（即食人社）的风俗征服他国以完成霸业；鲁国无道，鲁庄公夫人姜氏私自与齐侯约会。纵然是西汉哀帝、平帝年间，东汉桓帝、灵帝之时，也不至于这般荒淫无道。治理国家的道理，一句话就可以蒙蔽后人。

伏惟陛下握纪御天，膺期启圣，救亿兆之焚溺，扫氛祲于寰区。创业垂统，配二仪以立德；发号施令，妙万物而为言。独照神衷，永怀前古，将复五等而修旧制，建万国以亲诸侯。窃以汉、魏以还，余风之弊未尽；勋、华既往，至公之道斯乖。况晋氏失驭，宇县崩离；后魏乘时，华夷杂处。重以关河分阻，吴、楚悬隔，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，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，毕为狙诈之阶，弥长浇浮之俗。开皇在运，因藉外家。驱御群英，任雄猜之数；坐移明运，非克定之功。年逾二纪，民不见德。及大业嗣立，世道交丧，一人一物，扫地将尽。虽天纵神武，削平寇虐，兵威不息，劳止未康。

陛下手握纲纪，掌管天下，顺势应时，开创帝业，拯救亿万百姓于水火之中，扫除邪气凶灾于四海之内。您开创大业，传于子孙，媲美天地以立德；发布号召，施行政令，言行顺应万物之理。您圣心独察，永远缅怀古代先贤，将恢复五等爵位，遵循古代圣王旧制，封赏诸侯。我认为自从汉、魏以来，流弊未歇；尧舜既逝，天下至公的思想已变。晋代失去权柄，国家分崩离析，后魏趁机兴起，致使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。纵然南北分治，相隔遥远，文人还在学习经国之术，武将仍是壮心不已，但毕竟江山已失，故土难返。隋文帝是后周外戚，在战乱中成为乱世枭雄。他的统治持续了二纪，百姓没有感受到他的恩德。等到隋炀帝即位，世道败坏，道德沦丧，当时的人与物，几乎全都被摧毁。虽然陛下用自己天赋的神勇，平定了四方祸乱，然而战争的创伤并未愈合，百姓的疲弊也尚未消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