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『必有事焉』，只是『集义』 2 ，『集义』只是『致良知』。说『集义』则一时未见头脑，说『致良知』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，故区区专说致良知，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，便是格物。着实去致良知，便是诚意。着实致其良知，而无一毫意必固我，便是正心。着实致良知，则自无忘之病；无一毫意必固我，则自无助之病。故说格致诚正，则不必更说个『忘助』。

孟子说『忘助』 3 ，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。告子强制其心，是助的病痛，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，告子助长，亦是他以义为外，不知就自心上『集义』，在『必有事焉』上用功，是以如此。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，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，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，又焉有『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』之弊乎 4 ？

孟子『集义』、『养气』之说，固大有功于后学，然亦是因病立方，说得大段。不若《大学》格致诚正之功，尤极精一简易，为彻上彻下，万世无弊者也。

阳明此信写于戌子（一五二八），聂豹来信见《聂双江集》卷八。

见第59条注2。

必有事焉，忘助：见第61条注。

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：语见《孟子·告子上》。“必有事焉”只是要求时刻去“集义”，而“集义”也就是“致良知”。但说“集义”就容易见不到工夫的头脑处，说“致良知”当下有实地可用工夫之地，所以我专说致良知，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，就是格物；着实去致其良知，便是诚意；着实去致其良知，而没有一毫意必固我，便是正心。着实去致其良知，则自然没有“忘”的毛病；没有一毫意必固我，则自然没有“助长”的毛病。因此说各“格致诚正”，那么就无须再说个“忘助”。

孟子说“勿忘勿助”也是就告子得病处开的药方。告子强制他的心，就是“助”的病痛，所以孟子专说助长的危害。告子助长，也是因为他以义为外，不知在自己的心上“集义”，在“必有事焉”上用功，所以如此。如果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上“集义”，则良知的本体自然洞彻明白，自然是是非非都清清楚楚，又哪有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，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”的毛病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