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海滨

2019年8月30日，己亥年八月初一

导读

林志鹏

有明一代之思想学术，阳明心学的勃兴实乃一“大事因缘”。明宪宗成化年间（1465—1487），江门陈献章（世称白沙先生，1428—1500）倡“自得”之学于岭南，主张学宗自然、静养心体，一改程朱官学之旧习，启发明代学术“渐入精微”的新风气。姚江王阳明（1472—1529）继之而起，揭“致良知”之教，直称“圣人之学，心学也”（《王阳明全集》），自此“心学”大明，风靡大江南北。一方面，这场发端于陈白沙、大成于王白沙的“道学革新运动”（嵇文甫语）极大地撼动了明代官方意识形态，加深了儒学与佛道二教之间的渗透与融摄，进一步推动了“三教汇通”的思潮，深刻地改变了明代中后期的思想格局。阳明心学因获得官方认同而俨然成为中晚明的主流思想，风行草偃般地传播开来。另一方面，心学内部尤其是王阳明门下也与很多门派传承一样，“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，源远而末益分”，虽然门人弟子共同标榜圣学，但宗旨迭出，异说纷呈，塑造出斑驳陆离、五彩缤纷的晚明思想史面貌。“照耀着这时代的，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，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”（嵇文甫《晚明思想史论》）。在这些“光彩纷披的明霞”中，有一道特别引人瞩目，就是作为阳明后学而又汇通三教的袁了凡。

袁了凡（1533—1606）初名袁表，后改名袁黄，字坤仪，初号学海，因“悟立命之说，而不欲落凡夫窠臼”，故改号了凡，世称了凡先生。明世宗嘉靖十二年（1533）生于浙江嘉善魏塘，神宗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进士，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至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任河北宝坻知县，后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。时值朝鲜“壬辰倭乱”，年届花甲的了凡以“军前赞画”身份入朝抗倭。因与都督李如松意见不合，不逾年即遭削籍，返乡后定居吴江赵田。了凡晚年主要从事著述及教子，并致力于慈善活动，于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去世。明熹宗天启元年（1621），吏部尚书赵南星“追叙征倭功”，被追赠为“尚宝司少卿”。

了凡出身于诗礼相传的“文献世家”，其曾祖袁颢、祖父袁祥、父亲袁仁三代都有诠释解析儒家“五经”的论著传世，他本人更延续了家学传统，撰有《袁氏易传》《毛诗袁笺》《尚书大旨》《春秋义例全书》《四书疏意》《四书删正》等阐释儒家经典的著作。据史料记载，了凡自幼聪颖，“好奇尚博，四方游学，学书于文衡山，学文于唐荆川、薛方山，学道于王龙溪、罗近溪”，于“河洛、象纬、律吕、水利、河渠、韬钤、赋役、屯田、马政及太乙、岐黄、奇门、六壬、勾股、堪舆、星命之学，靡不洞悉原委”，足见其博采精择、学无常师。他的一生，历经了“六应秋试（乡试）”又“六上春官（会试）”的漫长举业生涯，走的是一条由“儒生”而“儒士”、由“儒士”而“儒吏”、由“儒吏”而“乡绅”的典型儒家士大夫道路。

在时人殷迈（1512—1577）的眼中，了凡是一位“博洽淹贯之儒”（《袁了凡文集》）；晚明刘宗周（1578—1645）亦云，“了凡，学儒者也”（《刘子全书》）；在明末清初的朱鹤龄（1606—1683）看来，他是汇通三教的“通儒”（《愚庵小集》）；而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的《居士传》中，在具有居士身份的彭绍升（1740—1796）笔下，了凡俨然成为一位“真诚恳挚”“以祸福因果导人”的虔诚佛教居士。诚然，由于家庭氛围的影响以及个人学术兴趣，了凡身上带有较为浓厚的儒释道三教汇通色彩，其晚年居家修持，亦确有“了凡居士”之名；但是倘若认真考察他的生命轨迹，了解他“六应秋试”又“六上春官”的科举生涯，知晓他曾以“兵部职方司主事”身份“调护诸军”出征朝鲜，并“以亲兵千余破倭将清正于咸境，三战斩馘二百二十五级，俘其先锋将叶实”的历史，就会感知到民间社会习以为常的了凡形象并不全面，甚至可以说有失偏颇。居士仅是了凡的面相之一，他同时更是深得儒家“内圣外王”之学真传的士大夫，是“上马杀贼、下马著书”的豪杰之士。

提起了凡之名，大多数人便会很自然地想到《了凡四训》一书。该书作为中国传统善书经典，借助于佛教寺庙、居士团体等民间组织的力量，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得以广泛流传，影响巨大。不可否认，《了凡四训》一书弥漫着浓重的佛教气息（当然亦蕴含儒、道二家思想元素），因果报应的思想尤其显著。随着此书的盛行，了凡的历史形象在数百年之间也经历了一个由“儒者”到“佛教居士”的变迁过程。

四百多年来，《了凡四训》的盛行，使很多人误以为该书是了凡所作家训，乃至冠以“袁了凡训子书”或“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训”之名。事实上，了凡生前并无所谓《了凡四训》行世，该书也不是了凡家训，了凡写给其子袁天启（袁俨）的真正训子书乃是《训儿俗说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