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晋时世代为兵的士家（兵家）继续存在同时也实行募兵并征发良人

西晋时，世代为兵的士家（兵家）继续存在，同时也实行募兵，并征发良人来补充兵源。中央直辖一些精锐部队，称为中军，宿卫宫殿和首都，分别由领军、护军、左卫、右卫、骁骑、游击等六将军统领。中军被派遣到地方驻屯或作战，则称为外军（一说外军是洛阳城外诸军）。领军、护军将军还主管武官的选拔任用。西晋初，刺史加将军号，统领州郡兵。平吴以后，刺史专理民事。另有都督（资历稍浅者称监或督）某州或某几州诸军事，大都由诸王担任，驻守军事要地，统领州郡军队。他们有处死部下的权力，依使持节、持节、假节三级称号而范围大小不同。都督的主要僚属由中央任命，以防止都督专擅。都督起初不一定管地方行政，西晋末开始例行兼领治所所在的刺史职务。西晋分封宗室为王，封国内民户的租调，三分食一。东晋渡江以后九分食一。诸王主要职责在于分驻军事重镇。西晋初年所封诸王，其封国大都即在都督区内。八王之乱后期的主要人物齐王同、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颐、东海王越是统领重兵坐镇许昌、邺、长安和下邳的都督，这时封国所在已经和都督区没有关系。

封建统治阶级互相混战造成的灾难，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有些带有阶级矛盾的因素，也加剧起来。统治阶级无法缓和各种矛盾，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。

惠帝时，人为祸患之外，加以疾疫饥馑等天灾，百姓背井离乡，流离失所。各地方的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，反而迫使他们还乡，甚至滥加残害。如荆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于长江，各地流民不断反抗，先后有太安二年（）张昌于安陆（今湖北云梦）、光熙元年（）刘伯根、王弥于东莱（今山东掖县）、永嘉四年（）王如于宛（今河南南阳）、五年杜于长沙发动起义。斗争的时间虽不长，但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司马氏的统治。荆、江、徐、扬、豫五州之境，一度多为张昌起义军所占据（见张昌、石冰起义）。但颠覆西晋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、羯、氐、羌、鲜卑这“五胡”中的匈奴与羯，“五胡”或加巴责称为“六夷”。

西晋时北方、东北和西北，尤其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很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。江统曾说“西北诸郡皆为戎居”，关中百余万口，“戎狄居半”。平吴以前，凉州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，不少羌胡人民参加（～）。惠帝时，氐人齐万年在关中起兵（～），“秦、雍、氐、羌悉反”，郭钦、江统都主张“徙戎”，即把与汉族杂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集体迁徙到边远之地。他们预见到被压迫的广大少数民族对晋王朝统治的威胁，但建议都未见实行。备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各少数民族，相继起而反抗。惠帝永兴元年（），率领流民由西北进入益州的赉人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，匈奴五部与杂胡的首领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（今山西离石北）称汉王，这是少数民族最初建立的两个政权。愍帝降于汉，西晋亡，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相继崛起，汉族统治者张氏、李氏也先后在凉州据地自保，形成十六国局面。

东晋

西晋覆亡后，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，战争不已。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族统治，纷纷南迁。西晋时，北方诸州人口约七百余万。而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的达九十万人，约占八分之一。东晋和南朝境内人民，大约土著占六分之五，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。司马睿与封国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，各自出镇南方要地，以预谋退路。早在永嘉元年（），司马睿已出镇建业（后改名建康，今江苏南京）。长安陷后，建武元年（）睿称晋王，次年即帝位。

西晋末年的江南也不平静。司马睿来之前，有石冰、封云领导的扬州、徐州农民起义。出身于仓部令史的庐江陈敏，乘掌握江淮漕米之机，招诱吴地士族，企图在江东割据自立。以后吴兴钱绘图谋推翻司马睿和扬州刺史王敦，在广陵起兵。这三次性质不同的事件中，孙吴以来的世族义兴周圮率领乡里私兵，支持了司马睿。江南大族到东晋初年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实力，为司马氏政权的南迁扫除了障碍。

东晋政权优遇南来的北人，在他们聚居的地方设立所谓侨州、侨郡、侨县。侨州郡县沿用北方原籍的旧名，但隶属关系极其错综复杂。有的侨州下只领侨郡、侨县，也有侨州下既领侨郡、侨县，也领实郡、实县。有的侨郡、侨县又隶属实州。实郡也有时领侨县，侨郡往往也领实县。有的侨郡县由于是高门大族的原籍，由侨郡县改为领有实土的郡县，而更多的侨郡县因不具备此条件，只有等待土断，以备领有实土。武士俑侨州郡县人民不属当地编户，豁免租赋、徭役，并另立白籍，以区别于土著的黄籍。侨人中的下层多投附世家大族，成为受其荫庇的户口。其上层亦即门阀士族，如琅邪王氏、颍川庾氏、陈郡谢氏、谯国桓氏等，都是司马氏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，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。此外，如祖逖、郗鉴、刘遐、苏峻等土族中地位较低的家族，则先在胡族统治的北方立堡坞自固，聚集宗族乡党数百以至上千家，然后率领这些流民南来，归附东晋。他们的武装成为早期抗胡的主要力量。除郗鉴等少数人外，流民领袖多未能与司马氏合作到底。江南广大土著人民是东晋王朝财政、徭役和兵力的主要来源，负担沉重。但东晋初年南方与北方民族矛盾突出，南方内部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，东晋政权建立八十年之后，才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。孙吴时大族的上层人物，对于司马氏被迫南来所建政权，起初并不竭诚拥护。如陆玩日王导为伧（南人对北人的蔑称），拒绝与王氏通婚。晋元帝对于江南士族中政治、社会影响较大的人，如顾荣、贺循、纪瞻、陆玩等，渡江之初已加意笼络。元帝由于自己不掌握强大兵力，对于拥有武装力量的南方豪强，暂时也不得不倚重。如周圮平钱王会，甘卓破周馥，纪瞻御石氏。镇压杜月瞿起义也靠的是南土寒庶陶侃。来自北方的统治阶级对南人终有顾虑，在攫取田产方面，侨姓大族渡江后，避开江南大族的田园聚集之地，王氏、谢氏、郗氏、蔡氏等，都深入到内地会稽、临海一带广占土地与山泽。政治上对南人更有戒心，如陶侃立大功后反被王敦从荆州迁官广州。元帝对义兴周氏心怀疑惮，以致周圮忧忿而死。沈充、钱凤之怂恿王敦起兵反司马氏，陶侃对庾亮积怨之深，都反映统治阶级中侨人士族的压倒地位和侨人、南人之间的矛盾。

晋元帝初年，有扬、江、荆、湘、交、广、宁、梁、益、徐、豫十一个实州，领九十六实郡，同时开始置立侨郡、侨县。至孝武帝太元四年（），有扬、江、荆、湘、交、广、宁、豫、徐九个实州，幽、燕、冀、青、并、雍、秦、梁、益九个侨州，领实郡八十四，侨郡四十余。东晋时侨州不冠南字，刘宋时侨州始冠南字，如南徐、南兖。东晋疆土缩小，而州郡之数远远超过西晋。刺史本人或所带将军府的长史、司马，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。州以上分区置都督，以刺史充任，有兼督数州以及某几州中的数郡军事，都督镇守之地常依形势变化而有改动。东晋仕宦途径大体仍由公府辟召、州郡察举秀才、孝廉和中正依九品选拔官吏。但这时已非西晋那样一统局面，元帝自称“寄人国土”，因而中央官制虽沿自西晋，而颇加简化，以求事权统一、行事简便。如光禄勋等九卿或省或并，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罢。魏晋以来尚书与中书、门下职责原有分工，起相互制约作用，而东晋的录尚书及尚书令有时兼中书监、令，尚书仆射有时兼门下、中书官职，但仍以尚书之职位为主。单任中书令者，多优游无事，以文采、经义见重。扬州是政治、经济、军事重心所在，中央政府首脑录尚书或尚书令，往往兼都督中外军事或数州军事、扬州刺史或丹阳尹等京畿地方长官，以控制实权。所以东晋大权集中于宰相，与西晋的皇帝集权，尚书、中书、门下并立，互相牵制的形势不同。